自中國“入世”以來，中國和西方的互動不僅改變了自身，也對西方的經濟、文化甚至制度產生了影響，近日德國中右翼媒體《焦點周刊》總結了中國在制度上給西方帶來的變化。首先，中國央行的貨幣體系不僅為實體經濟提供動力，也將額外的資本推向市場，起到了擴大規模、刺激經濟的作用。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歐洲、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與財政部越來越頻繁地使用財政、貨幣刺激計劃來挽救經濟。《紐約時報》在2018年11月發表的文章也提到，中國在2008年的“大政府主義”的貨幣財政組合刺激計劃對西方有影響。其次，中國的競爭使西方改變其福利國家制度，養老金、長期護理、健康和失業保險等方面的規定正在發生變化。第三，中國以國家激勵計劃發展電動汽車行業，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應對氣候危機。雖然美國和歐盟多次指責中國的“國家產業補貼”行為，但是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行業，歐盟和美國也采取了國家補貼的方式扶持產業發展。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26個國家都有電動汽車補貼政策。第四，國家不僅為企業制定法規，而且自身也開始扮演參與者的角色。美國總統拜登在對國會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講中也提出應對與中國的“制度競爭”，拜登在發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建計劃時，多次提到其計劃將“在全球競爭中擊敗中國”，從中不難看出中國的潛在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