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一次不可能復制的壓力測試
-6.8%，一次不可能復制的壓力測試
——疫情壓力測試下的宏觀經濟指標解析
高敏雪/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統計科學研究中心、統計學院
疫情爆發以來，經濟增長率等宏觀經濟指標就成為各界關注對象，先是各方機構的預測，后是期待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的發布。國民經濟核算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熟悉GDP以及經濟增長率的算法，理應對相關數據有些感覺，為此不免有人到我這里嘮叨自己的疑惑，想聽聽我的看法。
3月初我曾經寫了幾段話，題為“怎么算疫情之經濟影響這筆帳”放在豆瓣上，就事論事，對其中可能會出錯的地方、算賬時需要遵循的路徑做了一點說明。此次國家統計局發布了1季度GDP以及經濟增長率數據之后，更有不少人問我對數據結果的判斷。他們的問題是：
供給方看，第一產業下降3.2%，第二產業下降9.6%，這個好像可以接受，但第三產業只下降5.2%，似乎和感覺有較大差距，由此就影響到整個經濟總體增長率下降6.8%這個數據是否可信。
需求方數據問題更大：都知道GDP需求方由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匹馬組成，拋開凈出口（占比太小可以忽略）不談，社會消費品總額下降19.0%，固定資產投資下降16.1%，都是兩位數，雖說是名義值，但無論如何似乎湊不上6.8%的經濟跌幅吧！
已經有不少人圍繞這些數據的解讀做工作，國家統計局自身全力以赴自不待言，外部專家也已經有所行動，比如社科院的專家、清華大學的專家等。一方面是對數據做解讀，更多的是通過數據看中國經濟的基本狀況，當然，正面解讀居多，說明當前中國經濟正在恢復之中，伴隨復工復產步伐加快，會有更好的境況出現。
毫無疑問，這些工作都很重要，很有建設性。但幾篇東西看下來，我總體感覺是：這些解讀只是看到了中國經濟以及中國經濟數據的第一層面，還是有些就事論事。在我看來，此次疫情相當于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一次不可能復制的壓力測試，同時也為相關統計指標的測算和應用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檢驗機會。我們必須穿透數據的表層，在更深層次有所發現，這樣才能為未來中國經濟后續改革和相關決策提供一些著力點；同時應該超越對數據真實性的質疑或辯護，發現當前經濟指標的應用價值和問題所在，為政府統計的進一步完善、引導用戶更有效地使用統計數據提供建議。
以下我將以此為出發點對1季度GDP以及經濟增長率數據做一些討論。
經濟增長率是基于GDP通過價格縮減計算得到的。GDP內涵豐富，可以從生產、收入、需求三個方向上定義，覆蓋了幾乎所有的實體經濟活動，為宏觀經濟觀察搭建了一個基本框架，是把握宏觀經濟態勢的不二指標。與此相對應，GDP算法復雜，沿著上述三個方向，有生產法（行業增加值加總）、收入法（各部門可支配收入加總）、支出法（最終產品使用加總）之分，三者在結構上各有用途，總量上相互校驗相互支撐，幾乎要動用經濟社會統計各個領域的數據作為核算基礎，常常會引起外界數據用戶的誤解和誤用。
如何用好GDP以及基于GDP計算的經濟增長率數據，不僅是對宏觀經濟觀察者的考驗，也是對政府統計部門的考驗。我在“怎么算疫情之經濟影響這筆帳”短文里曾經說，最好先從需求側的直觀觀察開始，然后落實到供給側各個產業的經濟增長，以下我就按照這個思路做討論，最后嘗試用收入數據做進一步驗證。
需求角度看，拉動GDP以及經濟增長率這架車的三匹馬分別是最終消費、資本形成、貨物服務凈出口。國家統計局不發布季度支出法GDP核算結果，但會以其他方式披露一些信息。今年1季度，最終消費支出拉動GDP下降4.4個百分點，資本形成拉動GDP下降1.4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拉動GDP下降1.0個百分點，合起來就是經濟增長率下降的6.8%。（見趙同錄：一季度經濟受疫情沖擊影響顯現 長期向好發展趨勢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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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給出更詳細的核算信息，故而人們習慣上常常用現實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固定資產投資額、貨物進出口差額來看需求動態，對應支出法GDP的三個構成項——也難怪，兩兩之間直覺上很容易對應起來。我要說的是，日常里這么替代使用可能不會出很大的紕漏，但遇到如當下疫情爆發、經濟停擺這樣的特殊時期，可能還真需要謹慎考量，否則就會出問題。
從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到最終消費支出，從固定資產投資額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其間有很多話題，其中既涉及指標口徑調整也涉及對基礎數據質量的判斷，國家統計局已經多次在不同場合苦口婆心解釋兩兩之間的對應差別。這些具體問題我在此統統忽略，直接討論其中的核心問題。簡單而言，不能簡單替代的主要問題在于：這些替代指標的內容只覆蓋貨物而忽略了服務部分。貨物進出口沒有包括服務進出口；固定資產投資額只涉及實物投資，包括建筑工程投資、安裝工程投資，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費用，卻不包括各種無形資產投資，如計算機軟件、數據庫以及研發投入所代表的知識積累；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主要是消費品的購買支出，卻不包括越來越重要的服務消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就基本上把由政府掏腰包的公共消費支出排除在外了。如果說無形資產投資在數額上尚無法與實物投資相比（它與固定資本形成之間的關系需要結合其他因素做討論，這里略過不提），但不包括服務消費所帶來的估計后果則確實非常致命，因為服務消費的變化軌跡與貨物消費有很大區別，尤其是政府公共消費支出，自有其動態變化邏輯。以下專門就最終消費部分做詳細討論估算。
結合當前數據看一看。（1）根據2018年數據（見《中國統計年鑒2019》），最終消費支出總計48萬億，其中居民消費34.8萬億，政府消費13.2萬億，政府消費占比27.5%。（2）按照2017年投入產出表提供的數據，居民消費中服務消費超過50%（2017年服務消費17萬億，占當年居民消費支出32萬億的50.3%），政府消費全部都是服務消費。兩方面合起來估算，全部2018年48萬億最終消費中，服務消費應該不會少于31萬億，占比65%。
進一步看，（1）居民服務消費中住房消費超過了10%（2017年是3.5萬億/32萬億），其中相當大部分是居民自有住房消費，也就是自己使用自己提供的住房服務（以及物業服務消費），與住房市場無關。（2）政府消費的服務應該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購買市場生產部門提供的服務供全社會使用，更大部分則是政府購買了自己以非市場生產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說白了就是為這些公共服務生產活動買單），排在前面的服務項目依次是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衛生、教育，此外還有公共設施與土地管理、科學技術、文化體育等，除了科學技術之外，一般都歸之于“其他服務”（在2017年投入產出表中，這些“其他服務”消費占政府公共消費支出的比例接近90%（11萬億/12.4萬億）。如果綜合起來估算，非市場性服務消費在全部服務消費中的占比可達50%，在整個最終消費支出中的比例可達1/3。
正常年份里，伴隨貨物（消費品）消費水平提高，服務消費也會提高，盡管可能提高的速率會有一定差別（按照消費需求理論，很可能高于貨物消費提高速度）但年度觀察其差別不會太大；進一步地，伴隨市場化消費水平的提高，非市場化服務消費水平也會有提高（經濟發展了就會通過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所以，即使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只反映貨物消費部分，這一部分在總體中只占三分之一，用來反映最終消費支出的整體狀況也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疫情發生，經濟停擺，首先影響的是市場經濟部分，非市場部分的影響則不會直接、馬上顯示出來。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市場性消費的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則是非市場消費部分的大體穩定，比如虛擬住房服務不會因為疫情而發生變化，教育等公共服務消費也會照常發生，有些部分比如衛生服務、公共管理服務甚至還會有所提高（具體原因涉及到算法，下一部分專門討論），于是，僅僅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下降來指代全部最終消費支出的變化，結果就會出現較大偏差。
從供給側做討論，可以更直接地對應當前估算的-6.8%這個顯示經濟負增長的關鍵數據。
第三產業內部構成復雜，需要在細分層面做觀察。分解看三產中各個細分部門增速及其占比，可以發現，有若干股力量在同時發揮作用。第一是當下感受最深、跌幅最大的部門，批零貿易業、住宿餐飲、交通郵電，三個部門合起來在三產中占比為23.9%，再加上商務租賃服務業，共同構成下拉三產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力量；第二是有正向增長的信息服務業和金融業，二者占比合起來達到24.7%，是對沖三產負增長的重要力量；第三是“其他服務業”，占比超過30%，跌幅卻只有1.8%，可以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最后決定第三產業跌幅的力量，與此相似的還有房地產業，跌幅適中但占比例較大，作用雖然不及“其他服務業”但性質上有相似之處（下面說明）。因此，要解開服務業下跌幅度較低這個“謎”，關鍵就是“其他服務業”以及房地產業。
“其他服務業”里都包含什么？看投入產出表可知，其細分行業多多，性質各異，但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居民服務業、文化娛樂業等市場主導的部門，占比相對較小（在2017年投入產出表中占比大約17～20%）；另一類占比較大，屬于政府主導下的非市場生產部門（占比約80%，但其中會包含一些市場化產出），按經濟規模排序依次為公共管理與社會組織，科學研究，土地和環境生態管理，衛生，教育，社會工作和社會保障等。我們沒有這些細分部門的增長率數據，但不難推測，疫情期間，前一部分與市場對接的部門肯定有較大降幅，之所以“其他服務業“能夠保持很低的下降幅度，主要是這些非市場性生產部門的作用所致——沒有同步下降，甚至還會出現正增長。房地產業的情況與此類似：一部分是與市場接軌的房地產開發業，疫情期間下降明顯，但另一部分居民自有住房虛擬服務則與市場無關，保持了動態穩定。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與非市場生產部門產出和增加值的計算方法有關：因為其非市場性質，無法用市場價格估算其產出，只能以投入代產出，按照總投入計算其總產出，扣除中間消耗之后獲得這些部門的增加值。用收入法增加值的項目構成看最為清楚：在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營業盈余四個構成項中，最后一項視為零，生產稅可以忽略不計，余下的就是勞動報酬和固定資產折舊。結合公共管理、教育、衛生等公共部門來說，可以想象，無論開學不開學，線上辦公還是現場辦公，固定資產折舊照提，工資照發，其部門增加值基本不受影響，還可能會因為疫情而增加相應的工資支出，比如一線的醫療衛生人員、下沉到社區的大量防疫人員，以及線上教育火爆，結果還可能導致部門增加值出現正增長。虛擬住房服務也屬于這種情況：當前中國核算依然是以成本為基礎對接存量住房計算服務產出，疫情期間其增加值不會減少，很可能會因為存量住房增長而保持原有的增長幅度。
也就是說，由于這部分非市場服務生產部門的存在，其產出核算的剛性直接對沖市場生產部分，導致“其他服務業”維持了一個很低的下降幅度（不到2%），加上房地產業，借助于占比的顯著性，成為整個第三產業經濟增長狀況的壓艙石。什么情況下其跌幅才會顯著？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情景：如果因為抗疫，政府要共度時艱過緊日子，各類行政事業單位開始降薪/裁員（或者減少其他人工支付，比如獎金、津貼、勞務費等），這些行業增加值才會下降。
總結以上，可以看到：（1）第三產業份額已經大大超過50%，由此其增長率高低對于整個經濟增長率的決定意義重大；（2）新興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之間呈現截然相反的經濟增長態勢，新興服務業所占份額已經比較顯著，其不俗表現為對沖疫情期經濟負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3）非市場生產部門所占份額顯著，與市場的疏離，使其在穩定第三產業經濟增長率方面發揮了作用。
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數據，下降幅度好于一般想象，只有3.9%。但放到GDP核算這個平臺上看，需要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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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入狀況與前面的需求側和供給側數據綜合起來，會在一定程度上印證前面已經形成的認識：政府公共消費支持下的非市場服務生產保持穩定，對市場性生產活動下跌形成了對沖，但背后實際上是政府部門通過財政支出在托底；如果進一步考慮政府在投資方面的投入（這一部分我在前面需求側省略掉了，沒有討論），財政支出的托底作用可能會更加明顯。問題是：政府沒有足夠的收入，如何能夠支撐這些活動，為整個經濟托底？辦法就是政府發債，只有發債，擴大赤字，才能為一個有為政府在特殊時期干預經濟提供保障。這就回到凱恩斯經濟學提出的藥方，通過政府部門擴大支出，保障民生并為經濟體提供有效需求：政府消費支出，一方面購買了政府部門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務，同時購買了市場生產部門提供的貨物服務，然后通過產業鏈條，共同拉動其他部門的增長——直到市場性部門回到正軌，稅收增加，相應的救助式支出減少，政府部門的收支狀況才會隨之改善。當前中國的情況，政府肯定以保障民生為主要目標，但擴大支出的行動確實也發揮了擴大需求、穩定經濟增長下降幅度的作用，而這一切都要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為代價。
總結以上，我有以下幾點認識供商榷。
第二，無論是供給面還是需求面，服務相比于貨物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間得到進一步凸顯。一方面因為服務生產、消費在行業增加值和最終消費中的占比均已大大超過貨物，權重較大；同時更因為服務生產和消費具有多樣化特征，由此可以在不同經濟狀況下保持更強的活力和適應性。
第三，GDP和基于GDP計算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覆蓋宏觀經濟的方方面面，對經濟狀況做總括式表達，故而在宏觀經濟觀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直接將其作為一個反映市場動態的指標使用，本身的靈敏性還存在問題，因為其中包含了不可忽略的非市場經濟成分。可以說，GDP核算就是在全面性和市場性這兩個目標之間妥協的結果。所以，在使用GDP觀察宏觀經濟整體狀況的同時，需要輔之以那些直接顯示市場動態的指標，才能全面把握經濟態勢。如果僅就市場性經濟部分做觀察，當前面臨的形勢應該比所公布的-6.8%更為嚴峻。
第四，當前GDP核算以生產法為核心，對應地，相關業務統計指標在貨物統計方面有深厚基礎，服務統計方面則缺失明顯，尤其是短期季度核算。結果就是無法滿足宏觀管理從需求視角看問題的數據要求，無法就服務的生產與消費進行系統分析。未來期待國家統計局集中力量攻關，彌補相關業務統計短板，逐步形成支出法GDP數據公布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