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的西部地區一改過去“吃不飽、穿不暖”的面貌，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讓西部地區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后隊改前隊，為其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如今，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得到極大提升，較大城市的人才聚集度大為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能力得到加強，幾小時的城市經濟圈逐漸成型，國際陸港空港、中歐班列、各類特殊經濟區域也一應俱全，幾個西部地區較大的城市在與東部地區城市相比時也不甘示弱，紛紛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領。

但通過分析西部地區外貿外資的數據不難發現，西部地區主要的進出口貿易、外向型企業、外資企業都集中在重慶、西安、成都等較大城市；其余的城市無論是開放水平，還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和貫徹，都相對較慢，這與熱火朝天建設“一帶一路”的氣氛有些不搭調。例如，“一帶一路”是2013年提出的倡議，而某些古絲綢之路節點城市在2018年才出臺了相關文件，當地媒體關于“一帶一路”的報道少之又少；又如，有的地區在中央層面已經被給出了戰略定位，相關智庫也為當地提供了不少智力支持，但仍然有些干部在會議論壇上就當地該如何融入“一帶一路”的問題請教專家學者……

經濟學家馬光遠最近去深圳得到的結論或許可解釋上述現象。他在考察中發現，深圳不管舉辦什么樣的活動，都會談到深圳的最新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深圳民眾認為這是在政策號召下應該做的事情。若這種定位給予某個不積極實踐、不勇于謀略的城市，也許會是另一番景象：相關部門會先找一批專家論證，再找另一批專家討論，還要在國際上找學習的標桿城市，然后才會決定怎么干。這樣幾年下去，這個城市可能連基本概念都沒研究清楚，而深圳卻早已干得熱火朝天。

與改革開放類似，“一帶一路”建設也是走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道路，對于城市的管理者而言，主動了解、參與“一帶一路”顯得十分重要。有學者曾經說過，官員若不重視“一帶一路”，施政就不可能與時俱進；學者若不了解“一帶一路”，做學問就會脫離實際；企業家若不關注“一帶一路”，走出去就抓不到商機；學生若不學習“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發展后勁就不足。因此，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不能等上級出了相關文件，給出了具體路徑再行動，而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實踐為先導，大踏步地走上“一帶一路”。

這就需要一個城市的主政者有廣闊的眼界，干事的熱情和行動的能力，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方能帶動城市各方投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潮中。常寫文章的人都知道一個道理，即詞不離句，句不離段，段不離篇。一個城市發展經濟其實就是做一篇大文章，也遵循同樣的規律。一個城市的主政者不能僅就自身城市經濟發展而談經濟發展，而要把城市放到全省、某個大區域、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高度，以此來看待城市經濟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深入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刻內涵，從而發掘出城市未來發展的潛力，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打好基礎。

其實，每個城市在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時，不外乎都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打造交通樞紐，集聚物流優勢；建設、利用好口岸、園區，化交通物流優勢為貿易優勢；用好大平臺，加強對外宣介；吸引與國際市場息息相關的大產業企業入駐。但需要注意的是，現在的情況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一個城市靠自身資源帶動經濟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關中—天水經濟區等各層級發展戰略的出臺，都表明城市聯動發展、優勢互補已經成為主旋律。這就要求，西部中小城市不能盲目地埋頭苦干，而要練就四兩撥千斤的巧勁。

當前，像重慶、西安、成都等西部較大的城市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明確了自身的定位，這些城市周圍的中小城市可搭上他們建設“一帶一路”的快車，學習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沿海地區的“前店后廠”模式，或者為大城市做好產業配套服務工作，從而快速嵌入全球產業鏈，在整體上提升西部地區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度。

上海、深圳等城市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告訴我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經濟建設成就不是喊口號喊來的，也不是計劃出來的，不管這個口號是多么響亮，這個計劃是多么詳實，經濟成果都是腳踏實地干出來的。只有這樣，在未來回首往事時，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建設者，才會覺得這每一步都值得贊頌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