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強國，代表著一國的外貿競爭力更強、產品和服務質量更佳，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擁有重要產品定價權、貿易規則制定權和貿易活動主導權。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貿易強國”，都體現出我國對建設貿易強國的重視一以貫之，并不斷推出相關細化政策，推動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進軍的步伐日益加快。

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動外貿產業逐步向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提高出口附加值成為建設貿易強國的關鍵。

從貿易規模和貿易增長速度來看，我國貿易大國地位日益牢固。2013年至2021年，我國累計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262.3萬億元，年均增長5.4%，其中出口144.7萬億元，年均增長5.9%。以美元來計算，2020年我國外貿總額由2012年的4.4萬億美元升至5.3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2021年，我國外貿總額增至6.9萬億美元，繼續保持世界第一。隨著外貿總額基數的不斷擴大，我國外貿增速或許也會和GDP增速相似，迎來中高速增長時代。正因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外貿已經迎來了不僅要看外貿總額和增速，更要看附加值的時代。

從外部環境來看，提高出口附加值成為補鏈、穩鏈、強鏈的關鍵。近年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面臨著不確定性不穩定性。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掀起新的浪潮，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各國都想增強話語權。這一切都加快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重構進程。面對一系列挑戰，唯有在不斷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和貿易結構等動作基礎上，加快創新驅動，提高出口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才能更好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這也就是說，貿易強的根基是產業國際競爭力強。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我國致力于提高出口附加值正當其時。我國外貿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貼牌代工到如今的自立自強，甚至在個別行業居于創新引領的地位，外貿企業奮發向上，不斷轉型升級。這反映出我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東部沿海地區的土地資源有限，人力成本不斷提高，新的管理理念、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具有活力的創新資源成為驅動外貿產業發展的新優勢。如何不斷集聚這些優勢，并進一步發揮這些優勢，成為擺在我國外貿發展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第一，在宏觀層面，要以制度型開放引領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企業得以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得益于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不僅讓外企更方便進入中國市場，也降低了中國制造出口的壁壘。正如《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作者邢予青所言，一個企業一旦加入全球價值鏈，就像進入了一條動態的學習曲線，獲得的學習機會，大大提升了中國企業創新和升級的能力。而制度型開放更有利于高技術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企業來華投資興業。這更易于管理、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資源在中國的交流與互動，進一步激發雙方企業的創新激情，形成良好的創新氛圍，為中國本土企業提高出口附加值提供良好的土壤。

第二，在中觀層面，要打造出更具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產業強則外貿強，產業生態強則產業強。在數字經濟浪潮撲面而來的當下，競爭格局已然發生變化，有一個趨勢日益凸顯：任何一個企業單打獨斗就能實現發展壯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鏈接共生、合作競爭、開放合作的時代已經到來，一個企業能不能發展壯大，一個產品能不能更具競爭力，更取決于其所在的生態系統是否更具有競爭力。在生態視角下，無論是政府還是產業鏈的主導者，都可以將資金、管理、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更為合理地進行配置，加速數實融合進程，推動智能制造進一步落地，提高品牌影響力，以達到提升出口附加值的目的。

第三，在微觀層面，培育更多的專精特新企業。從外貿主體來看，2019年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占外貿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外資企業，成為我國第一大外貿主體，而民營企業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往往處于中間環節，技術含量較高，在產業鏈、供應鏈的位置不容忽視。改革開放40余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最具創新活力的便是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他們對市場、技術的嗅覺十分敏感，善于抓住發展機遇。因此，引導、鼓勵、支持更多的中小企業成為專精特新企業對提高我國出口附加值大有益處。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建設貿易強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提高我國出口產品、服務的附加值不是一個靜態的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就需要我們持之以恒的努力，努力擴大開放、努力營造產業生態、努力培育專精特新企業并注重提高其高精度管理水平，聚眾力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為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