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博會已經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窗口、推動高水平開放的平臺、全球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進博會不僅是國際貿易發展史上的一大創舉，更實現了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的“中國式創新”。

一是突破“霸權穩定論”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理論。

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最主流的理論源自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于1970年提出的“霸權穩定論”，其認為國際社會如果缺少霸權國家將會削弱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因為霸權國家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動建立一整套國際機制來防止全球混亂，并主動承擔維系國際行為規則的“公共成本”。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了完全基于“美元-英鎊”外交結果的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其三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后擴展為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后被世界貿易組織取代的關貿總協定）在成立之初均是高度排他性組織，但依然背靠美國霸權成為國際經濟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平臺。

盡管美國“設計”并“提供”的一系列規則、規范和制度對穩定戰后國際經濟起到一定協調作用，但濫用霸權使其一手締造的國際公共產品嚴重“私物化”，長期以來，國際經濟穩定機制往往取決于霸權國即美國偏好而非廣大國家的普遍偏好，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成為美國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乃至繼續維持霸權的工具，從而導致國際經濟穩定機制愈發脆弱、動蕩頻仍。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美國對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意愿顯著下降，國際經濟秩序穩定亦再難依賴美國單一供給模式，“霸權穩定論”已不再對當前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具備解釋力。

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僅深入參與原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建設，推動不均衡、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轉型，還積極創造進博會等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新機制和新平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作為負責任大國，對于國際公共產品，中國不僅具備供給能力，更具備供給意愿。進博會兼顧南北共同利益，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尤為注重促進發展中國家乃至最不發達國家的全面參與，從而突破舊有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霸權路徑理論。

二是突破“經濟強權論”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理論。

在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美國鼓吹的“經濟強權論”主導了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由于聯合國沒有經濟事務權威，決議僅具有建議的效力，即使其主要經濟協調機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也無權讓聯合國系統的專門機構乃至成員國政府協調采取共同行動，因此國際經濟穩定機制只能依賴“布雷頓森林體系”。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組織的創始國都是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意放棄自身經濟權力并害怕“多數人的暴政”，因此均采取公司式加權投票的決策機制，而非類似于聯合國“一國一票”決策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投票權根據成員對本組織的配額和認繳資本即對本組織的財政貢獻進行加權，經濟實力決定決策權力大小。

美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組織的最大股東，長期把持國際經濟領域公共產品供給的話語權和決策權：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額約830億特別提款權（占比17.43%），投票權重16.50%，且特別提款權價值中美元權重高達43.38%；在國際復興銀行認繳資本約411億美元（占比16.5%），投票權重15.6%；在國際金融公司認繳資本約43億美元（占比20.7%），投票權重19.6%；在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發達國家組認繳資本約3億美元（占比18.4%），投票權重15.0%；在國際開發協會發達國家組投票權重9.9%?，F有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決策中的經濟強權至上，導致經濟實力較弱、擁有少數配額和投票權卻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成員的需求通常不被認為是“全球需求”。即使如今“布雷頓森林體系”組織均已完全放開意識形態門檻，但投票權分配方式決定了決策過程的公平性依舊長期缺席。其更類似于服務于美國等大股東利益的私人公司，而非服務于普遍國際社會的公共機構。

進博會以構建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指引，建立了更廣泛、更公平的參與機制——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管控分歧、擴大共識，以純粹互利互惠原則促進國際合作、增進利益相容，并將本國發展利益融入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利益乃至全球共同利益，維護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公平正義，從而突破舊有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強權決策理論。